更新日期:2013/1/30 20:00
（真心新聞網採訪組台北報導）二０一二年十二月二日一位署名「冬華」的某大學助理教授，以「有關達賴和西藏議題的迷思」為題，在中國時報撰文指出：「台灣社會對達賴與西藏議題有許多迷思，並因此造成台灣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一面倒支持達賴喇嘛及其流亡團體，其餘爭議幾乎湮沒無聞。」見解精闢評析如理，並明確引證史例和法理，頗能撥雲見月釐清事實，使社會大眾更能明瞭此一相關議題的真相。
因為此文鞭闢入理，對於揭發假象有震聾發聵的宏效，「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眼見要害被戳破，恐彼等立基動搖，勢必影響其久享之虛聲幻勢故不能安忍，遂在其傳聲筒官方資訊網「西藏時事評論」專欄中大作反駁（以下簡稱駁文），雖然作者努力想針對冬華先生所破解之三種迷思予以反擊，但是由於理虛心怯，再加上所舉證的歷史事例根本兜不攏，是以駁文只好強詞奪理胡牽亂扯，顯得處處捉襟見肘自曝其短，益發反證冬華先生所言乃是諦實。
譬如冬華先生指出的迷思之一，即是常有偏頗的史觀誤導大眾，「將多民族的中國想像成單一民族的國家，來否定一九一二年後現代中國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正當性。」然而證諸歷史，不僅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領土範圍是從清朝繼承而來的。此一疆域的形成，並不是中原農耕政權的擴張，反而主要源自近古西藏和西域政教勢力參加蒙元統治中國的行列，成為等級高於漢人的統治者。西藏政客和民眾絕無法自外於這樣的歷史，也大可不必於此作自我否定。 然而「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所撰駁文，卻以自列四點理由對此點意圖反駁，並妄謂「中國歷史上，邊疆其他種族人民建立的國家，不同於中國。」
揆諸所述的第一個理由：「西元763年西藏(吐蕃)軍隊攻下中國京師長安，造成唐代宗出奔陝州。西元 787年西藏(吐蕃)與唐簽署和平條約。821／822年長慶會盟簽訂中博合約，條約中明訂西藏與中國為兩個平等國家，確認兩國邊界，並將和平條約內容刻碑豎立於三處：西藏首都拉薩、中國長安、兩國邊境。」正覺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張公僕先生於此表示，駁文所舉證的唐代歷史，其實是遮掩之下、避重就輕的遁詞，不堪史實全貌真實的檢視。
董事長指出，眾所周知唐朝國力的衰弱是先有宦官為禍與黨爭，其驟轉則是「安史之亂」，安史兵變除了直接引起藩鎮割據，更引起嚴重的外患，安祿山叛變之後，唐室中央把西南邊界屬於隴右軍區和河西軍區的軍隊，調往中原參戰，邊界等於沒有防務。吐蕃王朝重臣大相抓住這個機會於西元763年發動全面攻擊，致使長安陷落、代宗出走，自後中國本土正陷於藩鎮的混戰，無力西顧，吐蕃兵團經常伺機長驅直入在關中地區攻城掠地燒殺擄掠。（註一）董事長評述，這是吐蕃王國乘人之危以盜匪式劫掠行徑侵擾中國，吐蕃並沒有因此在中土或是藏境以外的地區建立新政權，唐史也從沒有否認吐蕃外藩國的地位，在名義和形式也始終維持著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兩位公主下嫁和親所建立的舅甥國關係，則駁文引這一段歷史與其所欲辯駁之所謂「事實一」：「中國歷史上，邊疆其他種族人民建立的國家，不同於中國。」實在是多此一舉，語不中的；除了為流亡海外的達賴集團包藏禍心，蓄意挑撥民族情感，實無多義。何況駁文既曰「中國歷史上」，這就是中國事，語意也不容分歧。
註一：柏楊著《中國人史綱》〈下冊〉星光出版社（台北）1992/05初版P552~553
西元 787年西藏(吐蕃)與唐簽署的「和平條約」，其過程及背景故事其實並不和平。原來當時唐代宗的繼任者德宗李适欲與吐蕃兵團謀和，問題是吐蕃王國認為和解即是斷絕財路，並不願意結束這種致富的強盜行為。最後，吐蕃才設下陰謀故意表示願意接受。於是西元787年大唐宰相渾域，吐蕃宰相尚結贊在涇州平涼川會議，締結和解條約，怎知渾域剛要入場時，吐蕃伏兵四起，所幸渾域奪馬狂奔逃脫，其他中國官員全部被俘，受到殘酷虐待。（註二）
註二：柏楊著《中國人史綱》〈下冊〉星光出版社（台北）1992/05初版P553
吐蕃還遂乘勢進攻隴州，把全程居民集中，老弱的屠殺，剩下的全部挖眼斷手，棄於道旁，這些殘忍行徑及其手法，和舊西藏社會統治階級對付農奴的手段完全一樣，當時尚剩下青年男女數萬人，全被驅往西行。走到安化峽宣布說：「你們可向東辭別你們的祖國家園！」民眾大哭，投入山谷自殺的數千人，其餘的全部被賣為奴。張董事長指出，為了因應駁文而被動引述歷史細節，只是要說明在西藏相關議題上，中國並非自始就是「侵略者」，民族間的互動敵友情勢互易本就是在所難免；同時也於此可見冬華先生的卓見：「若主張驅逐侵略者，這筆帳就算不完了。」可見其器識的宏遠和存心的寬厚。相形之下，駁文的遮掩全情語焉不詳，儘向尖刻對立處挑筆，二者這就高下立判了。（註三）
註三：柏楊著《中國人史綱》〈下冊〉星光出版社（台北）1992/05初版P554
至於「821／822年長慶會盟簽訂中博合約，條約中明訂西藏與中國為兩個平等國家，確認兩國邊界，並將和平條約內容刻碑豎立於三處。」則根本是借題發揮指鹿為馬，極力扭曲事實真相，以符合達賴流亡人士自身立論之所資。張董事長指出，據歷史記載，從西元705年至822年，唐朝和吐蕃共會盟八次，其中第八次會盟是在唐穆宗長慶元年至二年（821年至822年）進行的，所以也稱為「長慶會盟」。會盟確有立碑，其碑文同時刻有藏漢兩種文字，這就是人們常稱的長慶碑，或稱為「甥舅和盟碑」。這塊碑之所以稱為「甥舅和盟碑」，是因為自從松贊干布娶文成公主以後，歷代贊普對唐朝皇帝以外甥自居，行子婿之禮，所以，當時的唐穆宗與赤祖德讚是舅甥關係；為「承崇甥舅之好」，赤祖德讚與唐立碑和盟，故有此稱。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4%90%E5%AE%8B%E8%88%87%E5%90%90%E8%95%83%E9%97%9C%E4%BF%82%E5%8F%B2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52902391
此碑上載盟文內有「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及「今社稷業同如一，為此大和」而全碑四見「甥舅」或「舅甥」一詞，甚至明言「大番供應，須合舅甥親近之禮。」董事長指明，「社稷如一」當然非「對立」；而「舅甥」是倫理關係，大番供應大唐接應，行禮如儀尊卑定矣，史鑑如此，何來「平等」之說？可見「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論理不實，特為自身持論立場有利，極盡穿鑿作假曲解史實之能事，如此與人論辯，有何公信力可言？又如何能以理服人？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4%90%E5%AE%8B%E8%88%87%E5%90%90%E8%95%83%E9%97%9C%E4%BF%82%E5%8F%B2
駁文力辯「事實一」的第二「理由」是：「金國(女真)占領北中國，宋朝王室偏安江南。」張董事長指出，這完全不需要「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提辯，事實上無論是歷代中國政府與人民，或是學者史家，從無人否認或是隱晦這個事實，甚至正史二十四史中，更將遼、金史列為正史。中國人從來不排斥有外族入主的事實，遼人、女真非但不自外於中國，甚至主動積極漢化，融入文化主流，給中華民族增添新血。駁文的第二個「理由」反而證明了冬華先生的論述：「此一疆域的形成，主要源自近古（外來）勢力參加統治中國的行列，成為等級高於漢人的統治者，而不是中原農耕政權的擴張。」董事長表示，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江海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的泱泱大國氣度。
駁文的第三個「理由」是：「編纂《元史》作者群，並未將西藏視為中國一部份，也不把蒙古算成中國的一部份。」董事長表示，其實這正是國族重視歷史去偽存真，以及史家春秋秉筆的態度。因為當時的西藏和列為漢人、南人的「中國」都已是被征服者，和蒙古一樣都是大元帝國的一部分。董事長表示，不能昧於歷史而妄談誰是誰的一部份，那是不合邏輯也毫無意義的。
駁文的第四個「理由」是：「明朝正史將西藏放在明朝版圖以外。」這已是睜眼說瞎話了。董事長表示，論史不能像文學修辭一樣，取部分以代全體。駁文不能僅以大明開國，洪武草創時期的版圖來函蓋其全盛時期。到了明成祖永樂年間，國力達於極盛，版圖也極力擴張，非但西藏已被函蓋在內，甚且有實際的統治管理，乃至常以封賜強化向心。
如：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後，採取了普遍封賜的政策，對具有政治實力的地方諸教派首領均賜加以「王」、「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王位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准，遣使冊封。這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兩大活佛系統所屬的格魯派興起，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貢，獲得明朝中央封賜的「朵兒只唱」名號。明朝中央對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襲了元朝的辦法，先後設置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分別管理前後藏、昌都和阿裏地區的軍政事務。西藏事務分明是大明朝之境內事務。
http://www.nanchens.com/gdjj/gdjj03/gdjj11001.htm
張董事長更指出，莫說格魯派的達賴與班禪，即使是噶舉派的領袖，其第五世噶瑪巴亦受明成祖賜其「大寶法王」之名號，並賜「黑寶冠」，故其系統從此亦被稱為「黑帽系」，以黑帽傳世，世稱楚布黑帽系噶瑪巴。這一項上國衣冠的尊寵，直到現在還在傳承，甚至還因利害所趨被爭相搶戴，目前的「大寶法王」鬧雙胞，由「烏金聽列多傑」和「聽列泰耶多傑」並列為大寶法王十七世，成為互不退讓卻又互不承認的怪現象。以上種種都證明了明朝之後，近代西藏早已是中國的一部分，無法割離。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5%AE%9D%E6%B3%95%E7%8E%8B
清朝繼承明朝繼續統治整個中國，張董事長又引述冬華先生的敘述：「證諸歷史，不僅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的領土範圍是從清朝繼承（而不是透過對外侵略兼併）而來的，就是清朝的最大版圖也未超過古代中國的傳統疆域。」董事長指出，這也直、間接證明中國向來是一個多種族共治共衍的國家，而絕不是如日本和西方部分學者偏頗的中國歷史觀，將多民族的中國想像成單一民族的漢人國家，並且完全忽略了清朝數次出兵驅逐廓爾喀，解除彼國對西藏之入侵；亦忽略了當印度的英國人騷擾藏地時，十三世達賴嘎廈政府立即向清朝宗主求援。
董事長指斥，駁文企圖扭曲史實，來暗中呼應這些刻意的偏見，以否定現代中國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正當性，自甘淪為野心者達賴流亡集團支解中國的工具，其實只為遂意少數人的政治利益，亦公開違背了今日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亦偏離了今日衛藏地區實際居住人口之主動意願，其用心直與百年前帝國主義欲分裂中華民族者相同。
今已見其理不能成立，還硬要用種種不實的說詞繼續遮掩其過時的迷思，其心思可謂比其言辯更為詭譎，大眾皆宜小心，不要再被其種種不如理、不如實的詭辯所誤導。（採訪組報導）20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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